潘知常:读“吾生有事”,志抱神州出贵州的廖彬宇先生

  乙未年第一次见到彬宇先生,心里立刻就想到的,是范仲淹见到张载时说的那句话:“一见知其远器”。我相信,如果范仲淹见到的不是张载,而是彬宇,他仍旧还会这样说。  

  乙未年第一次见到彬宇先生,心里立刻就想到的,是范仲淹见到张载时说的那句话:“一见知其远器”。我相信,如果范仲淹见到的不是张载,而是彬宇,他仍旧还会这样说。

  那一年,彬宇先生29岁。

  那一年,适逢曹雪芹诞辰300周年,京都的曹雪芹纪念馆和海上的上海图书馆都热情地邀请我去讲座。记得我是先去的北京,计划讲座结束后就立即飞上海。而就在在京都的曹雪芹纪念馆讲座之前,经北京四观书院的副院长、老朋友王一先生的引荐,我先抽空去北京四观书院做了一次讲座。也因为这次的讲座,我第一次见到了彬宇先生。沉稳、聪颖、智慧、大气,而且早就已经名动天下:1986年出生,年少退学,但是却不是外出打工,而是志在高远。闭门苦读,孜孜以求,19岁开始撰写《国学旨归》的准备,26 岁完成,共七册,二百万字,冯其庸先生、成中英先生、刘大钧先生等诸多大家都给以热情鼓励与积极评价。28岁,又开坛京都,主四观学院。升堂论道,学子云集。应该说,这更实属不易!遥想当年,天才少年王弼曾经“自为客主数番”,更曾经“一坐人便以为屈”,这使得世人为之叹奇,确实,尽管自古英雄出少年,但却毕竟更多的只是有志不在年高。果真要“自为客主数番”、要“一坐人便以为屈”,还是需要深厚的国学功底的。所以,学人们往往会说,对于人文学者而言,60岁才是青春。孰料,“自为客主数番”、“一坐人便以为屈”,不仅古代的王弼做到了,年轻的彬宇先生也做到了。

  而今,距离第一次的相识已经过去了五年。彬宇先生已经34岁,也已经荣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、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,更已经学业精进。我们之间,也时有联系。四年前,我的长篇论文《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》在国内引发讨论,北京学者的讨论会是借彬宇先生的四观书院的宝地召开的,同样是四年前,华夏文化促进会换届,彬宇先生荣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,我也忝列华夏文化促进会的顾问,因此曾一起与会;三年前,华夏文化促进会国家文化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彬宇先生《平心平天下》新书发布会,我也曾经前往祝贺……彼此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,对于他的敬佩也在与日俱增。

  接下来,当然就要说到最近的交往,也就是眼前的这本《中天而立集——廖彬宇先生诗词暨名家手迹文章鉴赏集》了。承蒙彬宇先生不弃,我得以先睹书稿为快。细读之后,我发现,对彬宇先生的了解,借此而愈发细致入微了。记得熊秉明先生在评价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曾经吃惊地发现:“我不曾见过潘天寿先生,但是,我觉得很认识他。他的作品,我觉得每一点、每一笔都注入全力,都凸显真诚、刚毅、正直‘博大的品格。与其说我在画中看见花卉、木石、山川,毋宁说我看见‘他在’。”我要说的是,在彬宇先生的书稿里,我看见的,也正是——“他在”。

  彬宇先生年少成名;翩翩少年,堪称一代传奇。但是,对于他所走过的道路,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,有点若明若暗。但是,在他的诗歌里,我们却不难清晰地看到他的人生历程。《庚辰岁自行愿文》,写于2000年,时年14岁,显然,那时的他已经壮志凌云,八斗奇才傲天下。三更火、五更鸡,挥毫书奇志,仗笔写华章的卧读岁月令人怦然心动,油然而生的,是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之慨。正如李贺诗歌所吟诵的:“少年心事当拏云,谁念幽寒坐呜呃。”《壬午岁山居吟》写于2002年,时年16岁,但是,“独卧山房竹下风,夜观宇宙探鸿蒙。”“素书一卷”在手,更宏愿在心:“愿将性命穷坟典”。对比一下很多的人的16岁,不得不说,人之所以“能”,是源于相信“能”。没有比脚更远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!《癸未岁雨后踏春》,写于2003年,时年17岁;《癸未岁伏生授经有作读书吟七绝》,也是写于2003年,时年17岁,可是,年少的彬宇先生已经“非钓鲈鱼只钓鳌”,而且已经深味“亿万藏书遗后世,千秋功业尽为尘”的奥秘。披星戴月、含英咀华、山高不厌攀、水深不厌潜、学精不厌苦的彬宇先生恍如就在眼前。北宋的胡瑗,被称作宋初三先生之一,自幼“以圣贤自期许”,“攻苦食淡,终夜不寝。一坐十年不归。得家书,见上有平安二字,即投之涧中,不复展,恐忧心也。”我猜想,这场景应该也可以移用于当年的彬宇先生。当然,最引人瞩目的,是《甲申岁退学吟古风》、《甲申岁退学自励怀七律》,诗歌写的是彬宇先生的毅然退学。2004年,时年18岁。“为问狂澜谁力挽,天生砥柱峙中流。他年紫阁光传统,振世英才不胜收。”这无疑是彬宇先生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!年纪轻轻,却如此坚毅果敢、如此不计得失,其担当,其格局,其心胸,其气魄,实在令人敬佩景仰,而且,以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彬宇先生跃然纸上……总之,瓦雷里读到里尔克的诗歌后曾经感叹:“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人,我熟悉他这个我们世界上最柔弱、精神最为充溢的人。”这是瓦雷里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发现的“他在”。而我,也在彬宇先生的诗歌里发现了彬宇先生的“他在”。 这“他在”令人感动,更催人奋进。正如罗丹在看到法兰西大教堂的两根秀美的石柱时所感叹的:“我的灵魂的青春又苏醒过来。”我要说,读了彬宇先生的诗歌,同样,我的——我们的“灵魂的青春又苏醒过来”了。

  更何况,在彬宇先生的书稿中,我所看见的“他在”还不仅仅是一个自幼就立志高远的哲人,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。确实,只要读过彬宇先生的诗歌,就不能不惊叹于它的汪洋恣肆,雄奇激越,想象丰富,诗风飘逸;师古而能化古,食古而不泥古,熔哲理性、艺术性于一体,集真性情、新发现于一体……可谓青春与行旅同在,思想与时代相连,言志与咏怀共存,豪放与婉约相融。俨然日月星辰之上、山川湖海之间的一曲独特的风雅之音,吟之神清气爽,品之令人难忘,赏之余味悠长……不过,还不仅仅如此,因为,我发现,彬宇先生在诗歌中所呈现的,其实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,而是一个哲学家诗人,或者,一个诗人哲学家。他自己就一再说到:“故诗集哲学、美学、大道之学于一身,为雅言雅教也。”“吾华族自古以来倡导诗教精神”,而且,“先能为诗,后能成事。欲为大人,先做诗人。”我体会,这其实恰恰就是彬宇先生的独到感悟。哲思就一定是枯燥的吗?哲思就仅仅是在概念的王国信步漫游、流连忘返的吗?诗人亟需独有的气质,这已经众所周知,其实,哲人更加亟需独有的气质。恰如尼采所说:是“生命成了问题”,“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到哪里去?我们是谁?”这无异一个生命魔圈。因此,然后才会有哲思,也才会有诗歌。哲思与诗歌本来就是一体,是双生子,没有哲思,诗歌只能是吟风弄月,顾影自怜,没有诗歌,哲思也只能是三段论推理的概念机器。庄子、王阳明、尼采、海德格尔的哲思中有诗,陶渊明、苏轼、但丁、歌德的诗歌中也有思。更何况,哲思对于变中之不变,瞬息中之永恒的把握,往往也亟待借助于诗。因此,只有那些带着泪水与欢笑去感受与思考的人,才是真正的哲人。津津乐道于几块概念积木的把玩,其实与哲人无缘。法国哲学家寓哲理于小说,德国浪漫派哲人寓哲理于诗歌,中国的哲人的哲思更一定最富有诗意,道理就在这里。

  因此,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,我们看到的“他在”,首先,是一个哲人的行吟。

  叶赛宁说:“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。”彬宇先生也说:“人感天地之大美而有诗。”“江山恒壮美,我辈复登临”。因此,在华夏的胜景中,他踽踽独行,摩挲历史的鬓角,自由自在地徜徉。或者,在缅怀中遣怀绵长心绪,或者,在遥想中掇拾历史琐闻,或记野史,或谈见闻,或书行旅……咏文王(《戊子岁於安阳咏文王七律》)、咏玄奘(《丙戌岁玄奘吟古风》)、咏王阳明(《乙酉岁咏阳明先生五律》)、咏张载(《丁酉岁咏张子七律》)、怀曾文正公(《甲申岁集古五律怀曾文正公》)、怀左宗棠(《甲申岁怀左宗棠七律》)、怀彭玉麟(《甲申岁怀彭玉麟》)……秋山揽胜(《丙戌岁秋山揽胜吟七律》)梧桐山居(《丁亥岁梧桐山居吟五律》)、武当之巅(《戊子岁武当之巅七律》)、珞珈山行(《丙申孟夏武汉大学珞珈山行吟古风》)……山水间含孕岁月的赠予,风云里洞见心灵的风景。哲人的行吟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,感情一泻千里,想象毫无顾忌,语言不羁流畅,洋溢其中的,是人生中最最高尚而又纯洁的享受。因此,诗歌,成为了彬宇先生的生命的自救,因为,彬宇先生把生命活成了诗歌。

  同时,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,我们看到的“他在”,其次,还是一个行吟的哲人。

  刘义庆 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中说:“卫洗马(卫玠) 初欲渡江, 形神惨悴, 语左右云:‘见此茫茫, 不觉百端交集。”此“不觉百端交集”的“茫茫”,唯有以诗歌言之。这就是王羲之所慨叹的:“寓目理自陈”。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,一览之余,会发现写的都是身边琐事,但是,这其实也是一个学人的正事,也“理自陈”于其中。宋代大哲程颢就曾经告诫:不要“强生事”,并且“心要在腔子里”,因此,他甚至喜欢看鸡雏。再联想张载的喜欢听驴鸣、周敦颐的窗前杂草不除……再联想朱熹做周敦颐《像赞》曾赞誉的“风月无边,庭草交翠。”我们会发现:这里的不要“强生事”、这里的“心要在腔子里”,指向的,正是诗的人生,也是人生的诗。写于2015年的《乙未岁四观经世自胜吟》,时年29岁。是年,冯其庸先生以“忘年交”的身份为彬宇先生题写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幅字:“四观书院”“经世致用”,简称“四观经世”。彬宇先生有感于冯老题字,创作了此诗。他告诉我们:“海到无边天作岸,山登绝顶我为峰。古来自胜皆强者,功不唐捐上九重。”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,这其实是常见的冥思,但是,彬宇先生却另有洞见,他巧借“自胜”二字,别开洞天:登临绝顶的自己其实也仍旧还是一座新的高峰,也还期待着继续的全力攀爬。而且,“何处是归程,长亭连短亭。”推而广之,彬宇先生的“观雪”(《壬午岁观雪吟七绝》)、“咏琴”(《癸未岁咏琴七绝》)、“咏棋”(《癸未岁咏棋七绝》)、“咏画”(《癸未岁咏画七绝》)、“咏易”(《甲申岁卜算子·咏易》)、“咏鸡”(《乙酉岁咏鸡七律》)、咏松(《庚子夏咏松七律》)……也每每如此。字里行间凸显而出的,都是一个真正的“哲人”:为思而快、为思而乐,为思而生而不是以思为生……相比之下,再回头来看一看某些 “教授”、“学者”的诗歌,我则不能不说,则有点苍白得可以。这是因为,当他们矫揉造作地大呼“惊奇”时,其实根本就没有触及存在的秘密,更没有任何灵魂的悸动。“必然”这个墨杜萨已经把他们都通通化为了思想的石头。

  最后要说的,是《中天而立集》这个题名。彬宇先生为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中天而立》,在我看来,无疑是大有深意。一查即知,中天是天文学上当行星、恒星或星座等天体在周日运动的过程中所经过的一个点,时之该天体恰恰经过当地子午圈的时刻。换言之,也就是该天体在最高点的位置,也是该天体最接近天顶的时刻。《列子.周穆王》曰:“王执化人之袪,腾而上者,中天乃止。”诗哲杜甫《后出塞》诗五首之二曰:“中天悬明月,令严夜寂寥。”显然,它袒露出彬宇先生的宏大志向。古人云:诗言志,确有之也。历经千帆,彬宇先生偏偏归来仍旧少年。在《癸巳岁继圣吟七律》中,27岁的彬宇先生就曾经慨然而言:“世事功名不必论,且将壮志付弘深。穷推易理明天道,敷衍人情契圣心。造化千般终有数,诗书万卷未为沉。先王道统谁相继,五百年来自可寻。”其中的“先王道统谁相继,五百年来自可寻”,堪称已经把彬宇先生的心迹剖白得一清二楚。我要说,这也是我最为看重的地方。1300年前的惠能、500年前的王阳明、300年前的曹雪芹,是我在后期中国社会中的最爱。其中,王阳明起于贵州,实非偶然。他困居贵州,曾称之为“疫厉之地”。然而,贵州却也不容小觑。孟子云: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其间必有名世者。阳明先生正是起于贵州。令人不能不产生联想的是。迄今已经又足五百年之数。中华文化之复兴,无疑也殷殷有待于彬宇先生及众多同道者。我深知,彬宇先生对此铭记于心。

  1923年,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「中国哲学史」下册审查报告》中写道:“佛教经典云:‘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’中国自秦以后,迄于今日,其思想之演变历程,至繁至久。要之,只为一大事因缘,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。”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“一大事因缘出世”;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:“大事因缘出世,谁不当有此念耶?”王夫之也曾自题座右铭云:“吾生有事。”

  也许这个提示本身就是多余的,但是我还是要说,彬宇先生起步于易学,这其实绝非偶然。要知道,全部北宋的哲学,其实也就是易学。易学的“生生不已”,开启了中国思想的康庄大道,但是,却又并非结束。“生生不已”固然可贵,但是,“生生不已又如何可能“?无疑正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课题。前面提及的魏晋玄学的王弼之所以能够超迈众生,正是因为他能够进而以“无”为心、以“生成”为心。不过,这还并非结束。由此,再去看北宋程子的“自明吾理”,才会洞悉“重估一切价值”何以成为此后一代又一代哲人的宿命。显然,正如贝莱克所说,“我们先扬起尘土,然后抱怨自己看不见。”也正如莎士比亚所嘲讽的:“充满了声音和狂热,里面空无一物。”我们亟待去做的,过去是、现在也仍旧是:给中国哲学以思想的尊严,就犹如海德格尔所曾经给予尼采的思想的尊严。

  思想的道路还很遥远,因此,“为一大事因缘出世”;因此,“吾生有事”;因此“谁不当有此念耶?”

  谨以此,寄厚望于彬宇先生!

  谨以此,与彬宇先生共勉!

  潘知常

  2020年岁末,于南京卧龙湖,明庐

 

  附:甲申岁退学自励感怀七律

  少小读书边远地,制心一处更无求。

  师承旷古尤怀古,志抱神州出贵州。

  为问狂澜谁力挽,天生砥柱峙中流。

  他年紫阁光传统,振世英才不胜收。

 

  注:

  志抱神州出贵州:“出”字语意双关,十分精妙。既指走出贵州,又指出生于贵州。

  制心一处:语出《佛遗教经》:“制之(心)一处,无事不办”,即心无旁骛之意。

  紫阁:即紫微阁、紫微垣。 星官名, 三垣之一。《晋书‧天文志上》: “紫宫垣十五星, 其西蕃七, 东蕃八, 在北斗北。 一曰紫微, 大帝之座也, 天子之常居也, 主命主度也。” 天有紫微垣,地有紫禁城。代表最高权威。

  他年紫阁光传统,振世英才不胜收:意即有朝一日最高权威必定会大力传承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到那时真正造福社会的英才将会大量涌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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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注:潘知常,著名学者。南京大学教授、博导。著名美学家、红学家,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南京大学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。研究范围主要为美学基本理论、中西文化比较、中外经典名著、战略咨询策划等。

  在国内首创生命美学(1985),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崛起的第一个美学学派——生命美学学派的创立者与领军人物;2007年提出“塔西佗陷阱”,2014年被最高领导在正式讲话中引用,并被列为中国要跨越的“三大陷阱”之一,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,目前网上搜索为140万条,成为公认的政治学、传播学定律;2016年今日头条频道根据全国6.5亿电脑用户调查“全国关注度最高的红学家”,其研究专著被收入“新时期红学大系”(上卷,该卷共收入了新时期出版的三十部红学研究专著)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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